香港政府近日拒絕了十四家公立博物館的企業化提案。筆者質疑，如果這些博物館繼續受縛于公務員制度，他們何時才能贏得大眾的歡迎呢?
這個星期天的下午，每個社區都堆滿了人，尤其是在尖沙咀這樣的購物區。假若你想逃離擁擠的人群，不妨去一個絕佳的僻靜處：當地博物館。比如靠近水濱的香港藝術館(Hong Kong Museum of Art)就以莊嚴肅穆的環境著稱，然而相對于吸引人的主題展廳而言，那些陳列著書法之類的永久藏品的展室卻異乎尋常地安靜。
有數據可以進一步表明我們的博物館缺乏人氣。根據一項政府規劃，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治下的十四家公立博物館擬進行企業化改制。在過去幾年中，這十四家博物館當中就有十三家面臨訪客數量減少的問題;其中，香港藝術館參觀人數降幅最大，相比2007財政年622,000人次的訪問高峰(其時宋代名畫《清明上河圖》正在展出)，去年訪問人數降至332,198人次，減少了一半，甚至連備受矚目的路易威登當代藝術展也未能重振訪客總量。而位處柴灣的羅屋名俗館(Law Uk Folk Museum)人氣最差，2009全年僅有15,000訪客。
政府對此有所覺察，2004年成立博物館委員會(Committee on Museums)，為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供政策建議，協助訂立公立博物館服務的相關條例，為進一步完善博物館機制制定策略和規劃。委員們歷時三年完成一份報告，建議成立一個法定的博物館理事會，負責這十四家擬進行企業化改制的博物館的日常管理和運轉工作;換言之，這些博物館將脫離死氣沉沉的公務員制度，在人事和財政預算上獲得更大的自主權和自由度。
然而，本月初，民政事務局駁回了這一提案。這意味著一切將保持原樣，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繼續管理這些博物館。根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以往記錄，這個決定十分令人憂心。除了數年來低迷的參觀人數(甚至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都坦承這一事實)，還存在其它令人吃驚的情況。2006年，審計署在報告中批評指出，由于公立博物館缺乏收藏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展品積壓狀況。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以及香港電影資料館展品庫存積壓達707,631件，無法與觀眾見面。此外，孫中山紀念館去年在接受美國私人藏家捐贈的過程中還出現二十一件藏品中途遺失的事件。
問題延伸到博物館如何充實其館藏的課題。香港藝術館總館長鄧海超表示，自2000年以來，他們一直覺得沒有必要參加任何藝術拍賣會，因為拍賣會上的藝術品一般都“太貴”。相反他們更愿意通過捐贈來擴大收藏，或者直接與藝術家交易。去年，他們用一百八十萬美元購入九十九件香港當代藝術品，不到全館總經費的百分之二。
另一個問題在于博物館市場經營的失敗。博物館委員會所做的一項調查表明，大部分參觀者得知這些博物館的途徑是“剛好路過”，而并非從媒體獲知他們的存在。超過一半的常客認為博物館的宣傳度極其，或十分不充分。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對該企業化改制提案被駁一事感到失望，他批評當地博物館十分落后而且乏味，永久收藏也相當不足
也許正是官僚體制壓制了創造力，讓博物館成為一潭死水;公務員制度下的博物館只聘用符合入門條件的員工，而且只需是大學畢業生即可，對于博物館管理經驗不做要求。這種閉合的電路可能導致能夠提出創意概念的創新型人才的匱乏。“基本是學徒制”，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咨詢會成員黃英琦說道，“所有高級公務員職位都是通過內部提拔，唯一的升遷途徑是花數十年的時間向高你一級的前輩學習，根據你的工齡來獲得升遷資格。連最熱情的員工最后都磨掉了鋒芒”。在這種思維模式下工作，難怪在展廳中一再展出的只是毫無挑戰的書法和繪畫，而不是激勵思考的當代藝術。
博物館另一個主要職責是教育，然而參觀者發現博物館的環境無法激起學習的欲望。博物館委員會同一個調查顯示，香港科學館僅僅只有約十分之一的參觀者參與館中的教育活動，而其它博物館的參與率竟然只有百分之二至六。何文聰是2010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Fotanian Open Studio)組委會主席，這個工作室計劃如今越來越受本地市民歡迎，尤其是青少年們都愿意去那里體驗藝術。他認為公立博物館的問題之一在于它們過于嚴肅，讓人不敢接近。“人們被博物館里的氛圍嚇跑了”，他說“年輕人從來不去博物館交朋友，但是他們卻愿意來伙炭工作室。”他還指出，相對博物館令人緊張的環境，伙炭開放的藝術工作室能展現廣闊繽紛的藝術主題，人們既可以認識藝術品的創作過程，也能了解藝術家工作和生活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