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獻同甘肅漢簡一樣，譜寫了中國民間書法演變、發展的絢爛歷史。其主要特征在于：一是由于大部分為佛教經卷，所以書法風格被賦予了特定的內涵和意義，這是由這七百余年間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審美趨向所決定的。東晉南朝以后，文化中心南移，南方興起玄學等思潮，而在這里，依然保持著以往的儒學傳統，所以敦煌書法書風的演變自然地融進了北碑時尚，即已由兩漢時期先民們天籟精神下的浪漫不羈變為梵音佛樂中的老成持重。二是由于兩晉、南北朝數百年間戰亂頻起，7至9世紀歷時二百年的吐蕃統治及其他少數民族占領敦煌，加之隸變已經完成，書法的書體已基本完備，所以在書體演變程度上顯然放慢了腳步，而是主要朝著書體楷化和風格的塑造穩步前進。三是由于書法材質變為以紙代簡，書寫運動幅度、筆勢、墨性等發生了變化，因而書者情趣、書法意態等產生了不同于竹簡木牘的特點。
敦煌寫經的作者，除了少數士族顯貴之外，多為接受過書法的基本訓練或嚴格考核的寺院經生、經生手或僧侶，盡管他們社會地位卑微，并不大通字學，書寫中俗體、錯別字迭出，但就書法水平而言，決不乏堪與書法名家比肩抗行的精品佳作。
敦煌文獻的書體有楷書、草書、行書、篆書以及各種過渡性書體，還有一些美飾類墨跡。而最為顯著的則是“敦煌經書”，即狹義上的類楷書的經書體，或稱之為寫經體、經生體。書體的演進、書法藝術的發展是與時俱進(變)的。隸變在漢代完成以后，接踵而來的是楷書的走向臻熟，而邁出的第一步即先是“魏楷”興起的轉型。反映在敦煌書法中，從早期尚存帶有分書意味的一些“漢楷”樣式，隨之逐步地形成以魏楷為基本而自成體系、頗具特色的經書體，突出地反映了敦煌書法特有的本質風貌。
下面，我們依大體時序，分別對敦煌書法的書體及其具有風格特色的一些墨跡，簡要地進行討論。
(一)敦煌經書
經書體，顧名思義，是指抄寫經籍的書體。廣義上包括楷、草、行等書體;但從狹義講，人們習慣上只是把寫卷較多的類楷書的書體稱為經書體。它是自“漢楷”而后，形成于佛門寺院并具有明顯時代特征的主流書體。由于宗教的需要，加之敦煌古代特殊的歷史條件，決定了它必然帶有濃郁的宗教色彩和甘肅先民鮮明的性格特征。書法的創造發展在民間。經書體反映出，它不僅翔實地記錄了漢字在隸變完成以后向唐楷過渡的全過程，而且真實地顯示出民間書家對漢字及書法的發展所起的重大推動作用。
經書體是兩晉以來寺院抄寫經籍的主要書體。為了表示對佛的虔誠，抄經者總是嚴格程式，工整抄寫，只是時代不同風格亦不同。從經書體的演變發展過程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魏晉南北朝時期(305580)，即自西晉經十六國、北魏、西魏至北周，這二百七十多年為第一階段;隋唐時期(58l780)的二百年為第二階段;吐蕃至宋時期(78l1006)，即自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占領敦煌及張、曹二氏歸義軍時期，經晚唐、五代延至西夏統治時期，這近兩個半世紀為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的代表作品，有前涼升平十二年(368)的《道行品法句經》、晉《三國志·步騭傳》、皇興二年(468)的《康那造幡發愿文》、北魏《大般涅槃經》、興安三年(454)的《大慈如來告疏》、延昌元年(5l2)的《成實論》、正光二年(521)的《大方等陀羅尼經》、540年左右的寫本《賢愚經卷第二》、北周保定元年(561)的《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以及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拓本等。基本特點是，多數墨跡構形上縱而趨方，結體緊湊尚存分書(漢隸)意味，轉而融進北碑書風，呈現出一派古雅、峻整、樸厚的風格。
經書體發展到第二階段，已由隋大業四年(608)的《大般涅槃經》、大業九年(613)的《勝鬘義記》等尚未成熟的楷書，逐漸形成為典型的唐楷。代表作品如唐咸亨三年(672)的《妙法蓮花經卷第六》、咸亨四年(673)的《佛說大藥善巧方便經卷上》、唐高宗儀鳳元年(676)的《金剛般若經殘卷》和顏真卿青年時代的開元二十三年(735)的《閱紫錄儀》、玄宗《御注金剛經》、典型唐楷《思益梵天所問經卷第一第二》、《合部金光明經卷第三陀羅尼最凈地品第六》、《佛性海藏智慧解脫破心相經》、《說苑反質第二十》、肅宗干元二年(759)的經史寫本《古文尚書卷第五殘卷》等。書法進入唐代以后，名家輩出，廣為影響，書法的社會意識急劇增強，反映在敦煌書法中，也是謹守法度，民間書法也向士族顯貴書法靠攏，逐漸形成大同書風。
經書體楷書發展到第三階段時，寫卷書體多樣化起來，所以像前此以往的唐楷書體相對較少。代表作品如唐昭宗大順元年(890)的《論語鄭玄注卷第二殘卷》等。柳公權于長慶四年(824)所書《金剛經》碑拓，是他四十六歲時的代表作，也是敦煌文獻中保存下來的士族書法瑰寶，楷法森嚴，清勁俊秀，規矩中有變化，方峻中有靈氣，儼然“唐尚法”的典范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