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保利藝術博物館主辦，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協辦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蔣介石密令特展”將于2月4日至12日于新保利大廈云樓6層舉辦。此次展出蔣介石密令二冊，共140紙，其中蔣介石所書104通，共135紙，錢大鈞手書回執2通，共5紙，時間跨度在1935年1月至1945年2月之間，為錢大鈞舊藏，并題簽：主席蔣公墨寶(一)、(二)，吳縣錢大鈞收藏。
作為近代中國著名政治人物及軍事家，蔣介石曾以國民政府黨內軍內核心的角色，領導中國國民黨長達半世紀之久，行憲后更是連續擔任第一至五任中華民國總統長達27年，其從政生涯橫跨北伐、訓政、國共內戰、對日抗戰、行憲、民國政府退守臺灣及東西方冷戰各時期。蔣介石在中國近代史上地位顯著，是研究近現代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所避免不了的重要人物。隨著“蔣中正日記”等一批材料的解密，其真實的歷史形象正逐漸清晰，而本次公開的兩冊蔣中正密令，涉及眾多歷史事件與軍政人物，正如曾任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的邵銘煌先生所言，此密令對于研究蔣中正與民國歷史來說，“史料價值非凡，謂之媲美蔣中正日記，亦不為過”！
錢大鈞(1893-1982)，江蘇吳縣人，生前為國民黨高級將領，蔣介石親信。錢大鈞早年畢業于保定軍校，后留日進入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后不久，便參與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遂與蔣介石結緣，軍校建立之初，蔣介石任校長，錢大鈞任政治教官，經過東征、北伐諸役，二人關系更為密切。而錢大鈞有幸獲藏此二冊手令，當得益于其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兩度擔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時期，以及1938年3月至1939年5月，出任航空委員會主任時期。在以上三個階段中，錢大鈞與蔣介石一起經歷了重組侍從室、兩廣事變、西安事變、籌備第三期廬山暑期軍官訓練團、七七事變、武漢會戰、成立航空委員會、成立飛虎隊等眾多改變中國抗戰進程，乃至改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程的重大事件。
侍從室，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是抗日戰爭時期，蔣中正身旁最重要的幕僚組織，侍從室早在1933年，蔣中正駐節南昌，設立南昌行營指揮江西剿共時就已成立，由隨行參謀、秘書與譯電人員組成，分為警衛、秘書、調查及記錄、總務四組，以處理各類函件公文為其任務。1935年2月，南昌行營撤銷，侍從室重組，設二處五組，一處下轄總務、參謀、警衛三組；二處下轄秘書、研究二組。錢大鈞于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間，擔任第一處主任兼侍衛長，并于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間，復任第一處主任。此二冊手令中，涉及侍從室的有19通，其中蔣中正手書18通共22紙，錢大鈞回執1通4紙。
另有涉及兩廣事變手令1通1紙，為蔣介石親筆書于1936年9月2日，命令錢大鈞速往黃埔。“兩廣兵變”，又稱“六一事變”，指1936年6月1日，廣東軍閥陳濟棠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聯合舉兵反對蔣介石。兩廣事變爆發后，蔣一面調集軍隊入湘防御，一方面派遣時任侍一處主任的錢大鈞，收買陳濟棠主力粵一軍軍長余漢謀。7月，粵空軍司令黃光銳率飛機70余架投蔣，余漢謀也通電擁護南京政權，陳濟棠不戰自敗，7月18日通電下野赴港。之后，桂、蔣雙方通過調停，于9月中旬會晤于廣州，言歸于好，兩廣問題遂和平解決，蔣書手令，當是籌劃在廣州會晤桂方將領之時。
在和平解決兩廣事變不久，1936年12月12日，便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事變之前，蔣介石曾派遣錢大鈞接觸張學良，想借二人曾共事于“鄂、豫、皖剿總”(張學良任副總司令，錢大鈞任總參謀長，1934.2-1935.2)、“武昌行營”(張學良任主任，錢大鈞任參謀長，1935.2-1935.10)之交誼，分化東北軍與西北軍高層之關系。但事變突然，之后的發展、結果業已被今人熟知，唯蔣介石對于處理楊虎城的態度，似應重新對待。手令中，涉及西安事變者，5通5紙，皆為事變和平解決之后，由蔣介石親自下達。其中三通與楊虎城直接有關，皆是詢問其病情，催促其離陜來滬，結合《蔣中正日記》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之紀錄，“楊虎城果離陜到滬，預備出洋，則西安叛變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時已半年矣”，可見蔣介石始終是以敦促楊虎城出國為事件解決的標準，并未采取更強硬的手段。
在西安事變中，張學良、楊虎城曾通電全國，提出改組政府、停止內戰等八項條件，其中第三項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即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國民黨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國會七位負責人：沈鈞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該事件發生于西安事變之前，卻到翌年7月31日才得到解決，又稱“七君子事件”。手令中有1通2紙，與“七君子”有關，為蔣介石派遣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葉楚傖，去探明沈鈞儒等人的“悔過”情況，并希望能將沈押解廬山一晤。七君子態度明確，絕不悔過，加之蔣介石認為沈案為中共制造了輿論氛圍，故雙方僵持不下。遂此事直到“七七事變”之后，全國抗日軍興，才得以草草收場。蔣介石手令發布之時，正在廬山，籌備第三期暑期軍官訓練團，并在之后不久便發表了著名的“廬山講話”，此二冊中，共有蔣介石1937年廬山時期手令7通，共9紙。
1938年2月之后，錢大鈞從蔣介石侍從室一處主任兼侍衛長之職，調任空軍委員會擔任主任，直至1939年5月被免職，其間依然可以得到蔣介石手令，但工作重心已由幕僚、參謀變為戰場決策與部隊建設。在擔任空委會主任期間，錢大鈞參與了“人道轟炸東京”、“武漢空戰”、“重慶空戰”等戰役的組織與籌備工作，但最終因其所部保衛重慶不利，以及挪用空軍公款，被蔣介石免去空委會主任一職。此一時間，錢大鈞共獲藏蔣介石手令7通21紙，另有1通2紙，為1945年第二次出任侍從室主任時手令，與空軍飛虎隊相關，故合并為襄贊航空事業一類。
未能歸為以上五類的，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其一，為蔣介石向各高級將領、政要所下達之軍政命令，如淞滬會戰、武漢會戰、平漢路北段作戰、臨沂保衛戰的部隊調動、裝備配發、物資轉移等；其二，為蔣介石向侍從室下達的一些日常命令，如查找軍官簡歷、詢問部隊裝備與駐地等。
通過以上所述手令，除了解析、補足相關歷史事件以外，大多能窺見蔣介石處理事務時事無巨細、精準嚴謹的風格，如其對于軍官簡歷的考察已經到達旅一級，對于部隊裝備的考察已經深入到營一級，對于侍從官的月考成績要親自過目等。但由于資料與精力所限，手令中涉及時間、人物、事件，恐有失實之處，還望史家明辨以正。
展覽時間：2015年2月4日到12日
展覽地點：新保利大廈云樓6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