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5日上午，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行了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和瀘州市博物館聯合主辦、中國美術家協會蔣兆和藝術研究會、北京語言大學蔣兆和藝術研究中心協辦的“沿著魯迅的道路——蔣兆和藝術作品展”開幕式及其座談會。開幕式上兩館領導，蔣兆和先生的兒子，蔣兆和的學生老中青藝術家，美術評論家，魯迅研究專家及收藏家、美術愛好者二百多人出席了開幕式，60余人參加了展覽座談會。
本次座談會由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朱凡先生與北京語言大學蔣兆和研究中心主任尹成君教授共同主持。
中國美術家協會·蔣兆和研究會會長馬振聲首先發言，他說：“今天展覽開的很成功，今天座談會肯定也非常好，看到大家的熱烈勁，也很感動。因為時間關系，希望我們座談會最終能夠落實在幾篇好文章上，希望大家有感觸的，回去整理一篇文章，我們準備出一個文集。文集上能夠出現載入史冊的幾篇好文章，是我們的一個愿望。”
座談會在一種熱烈氣氛中進行，文學界、美術界各位專家學者以及畫家們，展開了熱烈的研討，下面摘要與會者主題發言，以饗讀者。
趙志田（流民圖復制者之一，蔣兆和先生學生）：我參加紀念老師的這么一個活動，心里總是非常激動，我們當初向老師學習的過程歷歷在目。看了展覽覺得非常親切，再一次回憶老師對我們的教誨，再一次向老師學習，參加這次展覽活動的過程是再一次向老師學習的過程，也是回顧老師，向老師匯報、致敬的一個過程。
張廣（流民圖復制者之一，蔣兆和先生學生）：蔣代明給我發短信說有這樣一個展覽，把我們臨摹的《流民圖》也拿過來了，我當時很高興。當時臨摹的時候覺得也是一種學習的機會，現在看來不僅僅如此，現在感到很榮幸能夠在90年代把我們老師的偉大作品復制。這個復制里邊，老馬功勞最大。這樣一個作品現在看來，總體看還是比較統一；跟原作比，我認為差距還是很大。不管怎么樣，為美術界的歷史，把老師那件毀掉的東西復制出來，我們也做了件好事，是我們的榮幸。蔣先生的展覽，每次都是讓人家感動，我認為蔣先生作品本身打動人，給人家震撼力，美術作品里比較少的能有這種震撼力。
逄增玉（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教授）：我不做美術，是做文學研究的，我們那時感覺當代文學歷史的發展，包括魯迅與美術的關系，學術界都有論述。今天看了蔣先生的作品，心中很有感觸。我們對魯迅比較熟悉一些，感覺很親切，前幾天有一個座談，說將來有機會，把所有關于魯迅作品，從生前到現在，自己畫的封面、插圖和別人畫的插圖，做一個系統的研究，非常有價值，不知道學術界是否有人做過，楊劍龍老師做整個現代文學的插圖研究，很有價值。今天看了展覽以后感覺非常興奮，盡管不懂美術，但是對所有畫魯迅作品中的插圖，我記得從小到大都喜歡看，小人書也喜歡看，現在也喜歡看。從藝術的角度，一個是對蔣先生的紀念，另外蔣先生和現代中國很多作家、美術家像艾青，都是學美術出身的人，美術和現代中國文學的關系，蔣先生和魯迅書中的插圖，做的非常有價值，都有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通過參加這個會，希望借此機會能好好揣摩，好好學習。
于洋（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這次又見到了蔣兆和先生的很多重要的作品，而且意義不一樣，在魯迅故居，魯迅博物館，這樣的一個展覽，這樣的一種雅集，讓我們重拾一種民國風骨，這種民國風骨既有文壇和畫壇，對于民國時期的文學界和美術界的交融非常緊密，而且恰恰這兩位人物，魯迅先生又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蔣先生的水墨人物畫，和畫中強烈的文學敘事性，都銜接了兩位大家他們的跨界性的思考和他們的踐行。在他們身上都銜接了一種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這點是非常相近的。還有一點相近是，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在語言本體上，魯迅先生這種語言風格是非常犀利的，正好在那個年代，又是文白相雜的一種語言，其實跟蔣先生中西相融的藝術又非常相近。在他們所處的時代，又是一個中西交融、新舊交替時期，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做出這樣一種應對，而且本身他們之間有交集，這次看到了蔣先生畫魯迅像，畫阿Q和祥林嫂這些文學作品和人物。這次展覽對于這樣一種跨界性的思考，也使我們開始反思，今天我們的學科分化，過于細化之后，同學科在自身可能會從深度上無法達到前輩他們交融的深度。
蔣先生的這套徐蔣體系，其實蔣先生自己也是一個體系，今天在座的很多前輩，直接師從于蔣先生，我作為美院的晚輩向各位前輩致敬。徐蔣體系的水墨人物畫在今天如何發展，如何發展的更好，更年輕一代的畫家承擔的任務、使命非常重，而且這里邊其實是有它的技術性的難度，包括時代賦予的一些更復雜的東西在里面，我覺得要把蔣先生的東西更好的繼承好，發展好，而且轉化他的語言，這樣的話才能既在中國畫本體語言上有深化，有創造，同時又能夠使蔣先生的體系，能夠藝術之樹常青，都是賦予我們今天新一代的藝術家和藝術學子的文化使命。
趙力忠（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今天看蔣先生的作品，重點看的不是流民圖，而是阿Q像，為什么？我小時候，從刊物上看到介紹流民圖，那個場面比較大，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阿Q肖像，長大以后逐步也看到一些別的插圖，我現在回想一下，跟魯迅先生阿Q正傳做插圖的，大概不下十幾位人，回想一下，我不是貶低別人，我覺得好像更符合魯迅筆下刻畫的入木三分的還是蔣先生。
今天為什么很注重看這張作品，這張作品是1938年的時候畫的，寫的民國27年，流民圖是1943年，早于它五六年，而且藝術的本身并不次于流民圖，甚至某些方面已經很成熟了，為流民圖奠定了一些基礎。看蔣先生的這個作品以后，別人也問我，說蔣先生在那個時代，30年代、40年代，作為職業畫家來說，是靠畫養生的，不但養活自己，還要養家，蔣先生畫阿Q的時候，還沒有結婚，他生活還是比較困難的，他為什么要畫阿Q的形象，從他自述里邊說，他一直在想畫這個畫，一直沒有找到感覺，那一天是從朝陽門碰到一個人，他尾隨著這個人進了當鋪，把東西當出來以后他又和人攀談，了解了情況，請到家里畫室畫，畫完以后他還要付酬勞，付模特費。在當時商品社會里邊，他畫這張畫能賣出去嗎，誰買，我相信有錢人家不會把它掛在家里邊的，文人雅士恐怕也很難有人把它掛到書房去的，他純粹就是一種從藝術上來說，藝術的探索，從信念追求上來說，就是對魯迅先生《阿Q正傳》這部偉大作品的理解和詮釋。這張作品作為蔣先生的代表作，真是當之無愧，可以好好坐下來研究研究，里邊確實牽涉到的東西比較多。
紀清遠：（中國美術家協會·蔣兆和研究會會長）。今天這個展覽，我看了一些畫，有些常看，有些沒見到過，特別是50年代、60年代的小畫。這個展覽基本代表了蔣先生各個時期的一些主要的代表作，但還不是很全，就這樣也很不錯了。今天主題就是關于文學跟美術，剛才有人提到我是紀曉嵐的后人，從這點也可以做點文章，為什么這么說，魯迅先生對于紀曉嵐的評價甚高，他認為后人無人能奪其席，不是因為他位高權重，他真有東西，特別是紀曉嵐對于宋代禮學的批判，淋漓盡致。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特別到了宋代以后，到了登峰造極之地，他把束縛人的那些東西也做到了登峰造極。紀曉嵐對宋明禮學的批判是非常厲害的，對于清朝，當時乾隆盛世帷幕下所隱藏的社會矛盾，揭露的非常厲害，主要在《閱微草堂筆記》里邊，已經不成為小說了，沒有什么文藝性了，完全是揭露了，所以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這部著作里邊，對《閱微草堂筆記》評價非常高。為什么我們紀念蔣先生，徐悲鴻先生，他的偉大之處在于什么？他不是一個普通畫家，他是有思想的，是代表時代的，正是這個時代大轉變的時期他出現了。恩格斯講過，當時代需要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可能就會出現，蔣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蔣先生他也是我的恩師，我是他的入室弟子，他的大女兒是我父親的學生，正好我們又住在月壇北街一個樓里邊，真是有緣，我小時候，十六七歲的時候看美術雜志，就看到蔣先生這部《魯迅》，我當時勵志要當個畫家，太感動我了。魯迅先生的造型，筆墨韻味太好了，當時特別受感動。跟蔣先生的確有緣，蔣先生對學生、弟子愛護備至，拿著我們當孩子似的，電影首映式馬上拉著我去，教學片。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年，大概是1981年還是1982年，周思聰老師跟我講，小紀你能不能跟蔣先生提提，咱們畫院人物畫家看一看《流民圖》，這個《流民圖》當時就在蔣先生家里藏著，周思聰知道這事。我這恐怕挺難的吧，就說試試吧。我就跟蔣先生和師母提出這要求來，沒想到他們二老很痛快答應了，說沒問題，但是我們得收拾一段時間，再等等。后來過一段時間，代明讓他通知我說下禮拜日，我馬上通知周老師說下禮拜日，說在哪兒看，蔣先生家非常小，沒地看，我們家地方也不大，但是我說騰面墻，專門拿到我們家，我跟代明扛著這張畫，師母跟著一直到我們家，上四樓。一點點徐徐展開，展開以后，感覺震撼極了，周老師說，筆道多寫意，造型多震撼，力量，線條都是方的，當時最遺憾的就是沒有影視的東西，沒有照片，太遺憾了。我就此寫過一篇小文章發表在報紙，作為小故事，回憶恩師蔣先生愛護學生的事情。今天的展覽特別有感受！
楊庚新（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藝術雜志社執行總編）：到魯迅博物館，有一個感慨，特別是蔣先生的展覽，在魯迅博物館展出，我覺得有特別的意義。文學是仁學，美術、繪畫也仁學，核心是人，我們在這個展覽上看到了結合點，一位是先行者魯迅，一位是后繼者蔣先生，很高興看到了這些后繼者，研究文學的魯迅博物館，研究美術的還不止蔣兆和和藝術研究會的這些同仁，還有到會的那么多同行，我覺得我們都是后繼者，我們實際上是在繼承魯迅先生開辟的這種現實主義道路，蔣兆和踐行這條道路，我們今天又在踐行這條道路，所以我們是后繼者，來為前人，為我們的導師舉辦這個展覽，顯得意義格外重大。
蔣先生繼承了魯迅先生的精神，以人為核心，以普通人為基點，集畢生精力表現他們，他們是個性的，個人的形象，但是組成了時代的群像，以《流民圖》為代表的偉大作品，成為時代不可企及的藝術高峰。我們應該沿著蔣先生開辟的道路，堅持以人，以人民為表現的主題，創造時代的藝術。事實證明，現實主義道路是非常廣泛的，有廣闊的道路，我覺得只要你把眼睛向下，向普通人，你就會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真正的時代的路。
馮章（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中國畫報出版社編委會委員、原言實出版社副總編輯）：今天是魯迅的138歲，在幾年以前，我們和黃館長在這里舉辦了魯迅集印的13種美術期刊，其中包括柯勒惠支畫冊，剛才幾位老師說了，魯迅先生崇拜柯勒惠支，蔣兆和先生也非常信仰和敬仰柯勒惠支的畫像，柯勒惠支畫了戰爭中的一個小孩，特別悲慘。
我剛才觀看了蔣兆和先生的這些繪畫作品，以前是不了解，我是學哲學專業的，后來當編輯，完全不懂，今天看了以后特別震撼，震撼的感受，第一點感受是，感覺各種藝術形式在本質上是相統一的，無論是魯迅先生的小說作品，還是蔣兆和先生的美術作品，還有其他戲劇、繪畫，還有西方的交響樂，不同的藝術形式在本質上是相統一的。比如魯迅先生經常說他是用他金不換筆來描寫人情、人性、人生，蔣兆和先生多次說，他是用一支禿筆來寫人性、人生，比如他在1941年蔣兆和畫冊自敘中寫道，借一支禿筆描寫我心中的一點感慨，1946年，《后流民圖作者自序于勝利之日》中寫到，禿管一支，為我難胞描其境象。魯迅先生的金不換筆也是很便宜的，蔣兆和先生的禿筆也是很便宜的，但是都深刻的表現了人生、人情，人的喜怒哀樂，人性，人的本性，人的善，人的惡，以及超越人的善跟惡之后對人生的一種包容，一種人性，一種人情，所以我說看了蔣兆和的繪畫作品以后，使我更深刻體會到各種藝術形式都是相通的，都是為人性的，都是為人生的藝術，我覺得是我第一點感受。
第二點感受，感覺到作為不同的藝術形式之間，主體創作者，比如畫家、作家、哲學家，對客體的把握，對對象的把握，一個人，一個外在的事物，主體對客體的把握，不能說有一定的模特或者照片，甚至像蔣兆和先生畫李時珍的時候只有十多個字，連照片都沒有見過，就根據這個字來體現這樣一個人物的形象。人的藝術的主體的創作者，他所理解的客體，他所理解的對象，不純粹是百分之百的客體，實際上包括了藝術家本人的創造，包括了藝術家本人的感情，對魯迅外在客體的感情，以及理性的認識，我感覺到人性里邊，人情里邊，除了人的感性、感情，還包括人的理性認識。王陽明所講的知行合一，知里邊包括了許多行，行里邊實質上融合了人的許多心，感覺到知行統一使我這次在藝術形式中更加的深刻的理解了這點。
樂祥海（北京畫院藝術部主任）：我有幾點感受。第一點，這么多年來，我從到北京畫院開始接手二十世紀大畫家蔣兆和先生畫集的編輯任務，好多年了，一直在關注蔣先生包括后續的一些活動，確實很有感觸，在二十世紀有很多大家，包括北京畫院的一些老先生，但是我的一個感覺是，對于蔣兆和先生的研究，包括后續的這些展覽的推動，是非常純粹的，不像有些其他老先生的一些研究，會夾雜著一些其他東西在里面，比如說一些后人帶著某種目的性的東西，但是蔣先生的研究沒有，可能要感謝馬振聲，這些蔣先生的學生。確實讓我們這些后學能夠在真正認識蔣先生的藝術上，起到很好很大的作用。
第二個，我覺得蔣先生最經典的東西，最動人的東西，還是他的《流民圖》及反映民生，底層民生苦難的這些作品，之所以把這些作品畫的那么動人，其實回望他的人生，會發現他一直是苦難當中的一分子，他一直是感同身受，所以他的作品才那么動人，因為他本身就是苦難中的一個人物。就涉及到藝術創作的本質上的問題，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是值得我們當代人文畫家認真思考的一個課題。
第三個，開始的時候聽馮章老師說，經常會帶著孩子去中國美術館接受美的熏陶，我就在想，關于美，我們現在創作經常提到的所謂的美和正能量的問題，我覺得在所謂的畫面的美和關于心靈震撼與啟迪這方面，也值得我們當代畫家，也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其實我們在表達一些苦難也好，一種底層的生態也好，包括周思聰先生的《礦工圖》，在畫面上，在形式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苦難、沉重，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種心靈啟迪，是一種心靈熏陶，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更有價值的一種正能量，因為它可以激發人在內心深處的一種共鳴性的東西，這些也應該最大的正能量。
徐沛君（中國美術館公共教育部主任）：剛才意外地聽紀清遠老師談到魯迅和紀曉嵐的關系，一下把我的很多思緒打開了。以前有研究者在為魯迅文集寫前言的時候說，錢理群曾經告訴他，魯迅先生晚年喜歡談鬼。我感覺這樣的說法是可信的。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里邊談鬼狐的篇章比較多，魯迅先生早年喜歡研究志怪小說，他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對《閱微草堂筆記》有過論述。我少年時讀過魯迅先生踢“鬼”的故事，他早年的的散文中也談及紹興地區民間的鬼神觀念。但中年以后他對于鬼怪持什么樣的態度，我未讀過相關的資料。我也很喜歡《閱微草堂筆記》。這個集子，和《聊齋》最大的不同之處是，是把“怪力亂神”當成真事來說的，比如記載某天誰家見鬼了，誰家鬧狐仙了等等，由于沒有像蒲松齡那樣対素材進行文學加工，所以顯得很可信。書中的故事，有時感覺很荒誕，但感覺不是作者為荒誕而荒誕，也不是刻意借此批判社會，他就是這么記載的。我從中看到清中葉的市井生活，很鮮活。
魯迅先生的文章，就像研究者所說的，有“鬼氣”，追求的是一種帶有悲劇意味的感覺，而不是鶯歌燕舞式的、頌歌式的創作。從這個角度來講，魯迅的作品和蔣先生的作品，基調是一脈相承的，魯迅先生在散文《希望》里寫道“我的心很平安.......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我們感覺到蔣先生的作品對灰色運用比較多，把“灰色的人生”表達出來了，這點和魯迅先生作品的意境是遙相呼應的。從這個角度來講，兩個人的作品反映比較真正的人生，是“夜梟聲”，通常被認為是“不祥”的。在一個崇尚奢華、推崇鶯歌燕舞的環境中，魯迅先生和蔣先生的“灰色意象”有特別意義。前段時間聽說，有些人提議要把魯迅作品從中小學語文課本里面撤下，我對此大不以為然。我感覺這是很急功近利的做法，有違教育的初衷，也不利文藝的發展。
趙景宇（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藝術創作院):我一直在沉思，今天這個展覽也不由得讓我陷入了沉思。能夠以美術的筆觸，切入到文學家的作品，切入到文學家筆下的人物形象的刻畫和描繪，我認為對于蔣兆和先生和魯迅先生而言，蔣兆和先生的藝術實踐是具有藝術史的價值和意義的。現在我從事的是文學藝術創作，能夠以文學的筆觸來書寫近現代美術家，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陳少梅藝術研究會專注于陳少梅先生研究的同時，將來會加大對蔣兆和先生的藝術研究的力度，事后我會以一篇論文的形式遞交給蔣兆和藝術研究會。
董炳月（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這次展覽的主題“沿著魯迅的道路”，我還是從三方面講一講對于魯迅來說美術的一個重要性。
第一個問題是，大家都知道1906年魯迅在仙臺棄醫從文，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魯迅為什么棄醫從文，契機不是文學而是美術，他是看到了日本戰爭幻燈片以后受到刺激，才會棄醫從文，棄醫從文是美術作品刺激的結果。到1913年，他在教育部當科長的時候，寫《擬播布美術意見書》，一方面基于個人對美術重要性的認識，另一方面是利用體制的力量推廣美術，因為他當時是科長。這就涉及到他晚年，1928年開始，為什么注重現代木刻版畫的倡導，包含的核心問題是兩個：第一個是他強調力的美，他一再強調木刻，因為木刻是用刀刻的，在文章當中有具體的表述。第二個，在1930年前后，去世之前，倡導“百花運動”的時候，特別重視文學作品的插圖，比如說收《母親》的插圖，就是為了給高爾基的《母親》做一個補充。
放在脈絡上來看，會發現建國以后，包括魯迅去世以后，眾多的畫家用美術的方式來表現魯迅，表現魯迅的作品，實際上是實現了魯迅自己生前沒能實現的理想。我在這個脈絡上來看蔣兆和先生的美術作品，我認為他和魯迅的相同之處主要有三點：第一，他同樣強調美術的社會功能，這是一個基本的美術觀。第二，他們同樣關注底層人的生活，對社會、對普通的百姓有一種巨大的悲憫。第三，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魯迅的小說還有魯迅倡導的木刻，從創作方法來講是現實主義的，這種現實主義精神在蔣兆和先生的作品當中也體現的非常充分。
陳池瑜(清華大學教授，中國藝術學理論研究所所長）：首先看的非常感動，尤其看到了《流民圖》的全貌，非常感謝你們。先從展覽說起，這次展覽，雖然展廳不大，但是對蔣先生的作品展還是很豐富的，包括1937年、1938年畫的《朱門酒肉臭》、《賣子圖》，這兩個作品都是在《流民圖》之前畫的，說明蔣先生一直很關心民間疾苦，關注底層勞動者的生存狀態，為他后來畫《流民圖》做了思想準備和藝術準備，有巨大的引導作用。他這些觀點、思想，今天我們看了展覽以后，認識到他和魯迅有關系，因為他到上海聽過魯迅先生的演講。魯迅先生是主張“藝術為人生”的，都是關注民眾，為大眾服務，走了一條“藝術大眾化”的新路。新文化運動以來，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我談藝術的“大眾化問題”，魯迅做了很大貢獻。今天看了展覽，了解了蔣先生是沿著魯迅的道路走的，這是一個收獲。
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蔣先生也和其他的文藝工作者一樣，到工廠農村寫生，畫了一批新的作品，今天也展出了幾張，茅以升的肖像等等，還有一些圖書，魯迅先生小說里的插畫，阿Q，都展出來，雖然規模不大，但是非常的豐富。還有三張魯迅的像。
蔣兆和對二十世紀中國畫的貢獻，現在說“徐蔣體系”，徐悲鴻主張“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但是蔣先生是在徐先生的基礎之上更加深化了，教學體系蔣兆和的貢獻更大，建立了中國畫的教學體系。中國文聯約我寫一篇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美術創作的成就，這個題目很大，我就把蔣兆和先生的國畫的改造一些文章打開看，很長的，對中國畫改造討論的意見，這里面提出來。他不同意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這個觀點、可以借鑒素描，但是要和中國畫的傳統的筆墨、線的表現力、筆的輕重緩慢等等，要和這個結合起來，以這個為本，以素描為輔，當時是這個觀點，不是本末倒置，所以他這條道路是正確的道路。借鑒了素描，加強了中國畫的造型，《阿Q》明暗的表現確實相當好，同時把中國畫的筆墨線條又加強了，結合起來，這是他最大的貢獻。他培養了一大批人才，這批學生都是中國畫或者中國美術教育人物畫壇的主力軍。要說二十世紀，就像習總書記講的，我們現在有藝術高原，我們還要向藝術高峰攀登，要講藝術高峰，蔣兆和是一種藝術高峰，對二十世紀中國畫的貢獻要特別的肯定。
從整個中國美術史來看，宋元明清以后山水畫打頭，花鳥畫發展了，相比人物畫慢，或者停滯不前，到了二十世紀人物畫打了一個翻身仗，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美術主要的畫種，主要的成就，在人物畫的成就中，蔣兆和做出重大貢獻，包括蔣兆和的弟子們，你們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就是我的一個感受。另外，通過這個展覽，我們看到美術和文學的關系很緊密，包括以前北大、中國現代文學史，像魯迅、清華的聞一多、還有艾青、還有李金發，都是非常緊密的。研究魯迅，不能只研究文學，還要研究他的美術，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魯迅。我們研究魯迅的時候，也有很多文學家的思想也值得我們研究，加強兩個方面的結合，推進我們的學術和研究工作，也是我今天很大的收獲。
齊鳴（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蔣兆和藝術研究會理事）：今天很有幸參加座談會，感觸很多，從開始直面人生的藝術，在20世紀以來這也是形成一個重要的文藝觀。我剛才想到表達底層大眾這樣的作品，從柯勒惠支、魯迅到蔣兆和，包括像徐悲鴻先生，都有共同的特點，就是有一個悲天憫人的情懷，直面人生這個理論在中國好像也有一百來年，從實踐來看，直面人生在我看來不是目的，怎么樣去直面人生，由誰來直面人生，這個結果很不一樣。我們長期以來的結果，引發了思考，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再思考。
蔣先生的直面人生，我覺得一個是從他的自述里他是有深刻的思想，而不僅僅是“我在直面人生”這樣的表達。他受文學、魯迅的影響，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操。從他的作品看，這個“人”入畫無類，什么樣的人都可以進入到作品，我們看到有盲人、拐子人、有粗脖子人、不是說為了通常意義上的美，而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尊嚴的尊重，有敬畏之心、有同情之心。他心很柔軟的，他看到會感動。還有《爸爸永遠不回來》，不僅僅是一種方式，藝術家會感動，藝術家有憐憫之心，這是很重要的。
前兩天看了十三屆美展中國畫的推送，看了以后，一個是感受到時代的發展，人的變遷，不僅是衣著的變遷，從心里可能也在變遷。我感受到更像總體上各式各樣的“現代的甜品”，有美，但它不再震撼了，我就想，不震撼是現代中國畫的一個必然趨勢嗎？我也不覺得這樣，但是怎么來做，可能也不是某一個個人能夠做到的，這個需要畫家的共同努力。
看到了《流民圖》，每一次看就覺得這是一件偉大作品，在二十世紀以來，我依舊找不到可以與其并駕齊驅放到一起的作品。在我看來，它不僅僅是一件創作、采風、參展的作品，也不是藝術家一段激情創作的、一點感受臨時畫的一張大畫，藝術家的情感，有時候是喝過酒以后，也很沖動，也能畫，但是我覺得這個作品確實有大愛的人的傾情之作，每次看我都感動。這個“人”讓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他的筆墨，每個形式，就是活生生的人，有靈魂的人站在你面前。剛才趙老師說的，每次看都感動，為什么會感動，我也沒有像紀老師這樣的福分，見過蔣先生，但是看他的作品，我覺得這個人是個非常真摯的人、有感情的人，他才能畫出讓我們感動的畫。他的作品是設身處地面對自己的現實，發自內心的去表達，這是很重要的做人的原則。現在通常情況下，更在意的是語言的自覺、筆墨的形式，如果藝術還有初心的話，就是我們最初的感動，我們看到的我們的感動是什么，很執著、很頑強、很真誠的表現自己，我覺得這個還是很重要。
寇致銘（魯迅研究專家、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很榮幸有這個邀請在你們座談會上發言，我是在美國一個偏僻的小鎮長大的，我當時也是看魯迅的作品長大的，我是通過英文翻譯看的，同時也是看蔣兆和的畫長大的。我覺得蔣兆和的風格很特別，當然每個年代都有不一樣的風格，比如魯迅剛剛去世沒有多久，1936年、1937年，其他畫家畫魯迅像，畫的風格和蔣兆和是迥然不同的，我覺得蔣兆和的藝術才華在哪兒？他能夠讓人復活？舉個例子：他畫劉和珍君，讓這個人復活了，同時把魯迅也畫成一個仁慈的父親。有人說把他畫的很憤怒，我倒不覺得憤怒，我覺得像一個哀悼的仁慈的父親。我當時在美國偏僻的地方念高中的時候，我看了特別感動。
另外，他畫阿Q像，那是在北平淪陷的時候畫的。我覺得這個畫的也特別逼真，具有特別現實主義，也是跟別人畫阿Q很不一樣。別人畫阿Q，他們總是想體現所謂的“阿Q精神”，結果這個是挺抽象的東西，你畫不出來，把阿Q給丑化了，甚至還有很多人把阿Q的嘴唇畫成像非洲黑人的嘴唇，我覺得很不合適。蔣兆和畫阿Q是把阿Q畫成一個人的樣子，一個活人，一個有血、有肉，能夠感覺到痛苦的一個人，這個也是讓人感覺非常感動，他也把阿Q復活了。他是很大的一個天才，這個藝術家特別了不起。
尹成君（北京語言大學蔣兆和藝術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蔣兆和研究會副秘書長）：馬老師也說到，這次會議比較緊張，時間有限，可能有些問題不能展開，展開的部分隨后會發一個約稿函，請大家寫文章，我們入文集，完成這個工作。
今天美術界的展覽很多，但是從文學界跨到美術界，一個文學家和美術家的對望和交流，卻不多見，是富有意義的、比較特別的展覽。我更愿意把這個展覽看成是“為人生而藝術”這樣一個命題下展開的對20世紀兩個不同的，一個文學界，一個美術界的大師的理解。蔣兆和之所以成為魯迅筆下人物形象最好的闡釋者是因為他們有內在相遇的地方。第一點：二者靈魂的相遇，靈魂相遇的根本節點是來自于他們思想的相通。毫無疑問，魯迅先生的“立人思想，國民性的批判精神”對于蔣先生的影響很大。對于人的發現，對于人的再發掘，兩個人，一個從文本的世界，文字的書寫。另外一個人是通過視覺圖象，通過筆墨語言來表達對人物的一種切入，一種心靈的貼近。我覺得兩個人在對人的發現與表現上都達到了高峰。第二點：是在視野融合上的相遇。他們都有一種世界眼光，世界視野，與此同時，也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立場，強調民族氣派。魯迅提出“拿來主義”,所有可以利用的都拿來，他有一個開闊的胸懷，有一個國際視野，把自己想用的都拿來滋養自己的肢體。與此同時魯迅也強調：“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蔣先生同樣走向中西融合的藝術創作道路，他強調：“獨創一格，不類中西”。在中西融合的創作道路上，蔣先生始終堅守著民族立場與民族傳統，強調“白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礎”，將中國畫特有的筆墨語言和西方繪畫的結構素描相結合，轉化成一種富有力量、造型精準的水墨語言體系，成為中國20世紀中國水墨人物畫的一座高峰。這種世界視野與民族立場，今天對于中國畫的未來發展依舊具有啟示意義。
另外，我們理解魯迅是從他的作品來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價值之所在的，他的阿Q、他的祥林嫂等系列形象之所以成為具有中國文化符號表征的形象，是我們從讀魯迅小說開始的。其實我們理解蔣先生，也同樣先通過他的作品開始的，這就是我說的話題的另外一個層面，就是作品先于意義的呈現，作品在闡釋意義呈現之前。評論一個藝術家，評論一個文學家，都是先從作品出發，再說它的意義，意義通過作品呈現，這對當下重新認識蔣先生是有啟示意義的。總之，作為文學家的魯迅與作為美術家的蔣兆和，都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今天值得我們思考，同樣指向未來。
朱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蔣兆和藝術研究會副秘書長）：時間也差不多了，我談一點感受，我也是搞藝術創作的實踐者，這次看了蔣先生的作品，有的以前沒見過，《流民圖》看了幾次，就創作問題，接著齊鳴老師講一下。我從工作當中直接辦展覽，我發現我們現在創作已經走到另一個狀態上了，大量的是麻木的創作，沒有靈魂的狀況，作品呈現出很多形式上的一種美，形式上制作的難度，用這樣的辦法來做很多作品出來，現在展覽也大量出現這樣的問題。
我們看蔣先生的作品，看老一代，包括蔣先生學生這一代的創作，確實是把中國的筆墨精神，把自己的人文精神，把自己很多東西融在繪畫當中，融在手感上表現出來，用筆墨表現出來，而現在是機器感。我在工作當中遇到很多問題，從維權角度上我發現，抄襲、造假、模仿，有這種侵權問題。還有通過了解實際問題，發現技術手段進入創作領域已經代替手工，包括攝影、包括電腦制作、包括PS、包括投影放大、包括噴繪放大，有的是噴一張一比一的圖、附上宣紙再描圖、已經不是繪畫的問題了，變成制作性工匠的狀態了。我們的創作如果這樣發展下去，真是出現很大的偏頗。像今天這樣的展覽應該多看、多辦，應該多讓我們美術創作者看到:什么是藝術、什么是創作，什么是一個畫家真正的心、能畫出真正的畫，才能給時代，給歷史留下好的東西、否則的話我們留下的可能都是垃圾。
《沿著魯迅的道路——蔣兆和藝術作品展》座談會在真誠思考與熱烈探討中結束。本次展覽與座談會，為中國美術界與文學界打開了一扇跨界交流、思考與研究的窗口，相信未來，學界的相互融合，將會迸發出更多的學術思考生長點。（文/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