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作為我國重要的國家級新區，不僅承載著重要的經濟功能，也承載著未來文化發展風向標的功能。故而，雄安新區的文化建設規劃設計中，需要考慮當前文化設施建設之中既繼承中國優秀歷史文化傳統，又為未來文化發展留有空間和余地的問題。筆者提出文化建設中需要考慮的“文化-時空”一體化問題，對雄安新區文化建設規劃和設計提出一定的思路參考。通過對文化概念、文化的空間問題、文化的時間問題進一步分析，厘清文化建設規劃設計的著眼點與重點。
本文通過文化理論分析、案例比較、歷史溯源的方式對相關文化建設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進行梳理，對文化空間的歷時性特點、文化時間的空間延展性特點進行闡述，透析從繼承過去到面向未來的文化發展路徑的要點問題。筆者提出，在文化建設之中應當考慮到文化功能設施與當前生產生活區融合的問題，為未來文化發展留出修改、新建空間；在整體設計上突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交相輝映、合理設計，并通過指導當前建筑、裝飾風格，擺脫傳統現代性設計所帶有的舊文化烙印，走向人從必然世界解放出來的“后技術文化”。通過提出相關思路，筆者試圖闡述一種從時間和空間上統一的文化整體性構建思路，在這種文化建構思路指導下，文化應是一種整體的沉浸式體驗。
一、新城區建設中的文化-時空問題
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是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雄安新區的文化建設具有特殊性，雄安新區在規劃之初便要求“堅持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歷史文脈”；而作為國家的“千年大計”，則又需要面向未來，體現未來文化發展的可能，并不斷處于歷史發展的前沿。這對當前的文化哲學、文化建設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有待深入探討。
在文化領域，雄安新區規劃和建設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在于，對自然生長的文化應當如何認識和設計。這就是說，在雄安新區建設過程中，需要考慮到文化建設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中凸顯出這樣一個難點：文化并不是一個特指概念，文化是一類社會活動和現象的統一體。這就意味著文化這個詞所對應的對象是模糊的。文化所包含的元素眾多，而文化元素間聯系卻不是特別緊密。
故而，文化本身是難以直接把握的。在研究文化建設相關問題時，總是難以找到中心問題、重點問題。非但如此，文化還具有自然生長的特點。文化的自然生長，意味著文化不可以單純依靠理論指導、宣傳手段，或者一定的文化實踐便可以決定它的發展方向；反而是，文化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一系列偶然的事件可能導致文化向著之前設計無法考慮的方向變化發展。文化的自然生長也意味著，文化有著自身的來源和過去，帶有自身的歷史烙印和特色。所以，過于綿密的文化設施設計有可能會適得其反，使得未來文化無法就其自身規律自然生長下去，文化便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在厘清文化建設的相關思路時，需要與雄安新區的具體實際結合考慮。雄安新區的建設將要傳承中國優秀歷史文化傳統。概括地說，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新文化兩部分都是雄安新區作為國家千年大計的應有之義。如何結合這兩種文化，使其迸發出新的魅力是一個重要課題。同樣，作為國家的千年大計，為未來新文化做準備的雄安新區也需要關注，在它的設計規劃中是否有改造、擴建、增加的可能性，是否能讓未來的文化發展同樣烙印在雄安這片土地上。所以，從雄安新區設計、規劃、建設之初，就應當考慮并設計相關文化設施建筑、普通建筑裝飾、城市整體規劃的表達問題。這樣的考慮，筆者認為著重點在于一種“文化時空”問題的把握。
文化時空”問題是考慮雄安新區設計規劃時，相關文化建設與空間、時間方面統一性的問題。扼要地說，在雄安新區的設計規劃中，需要留出充分空間以應對未來文化發展的可能性，并設計已有空間來接續中國特色文化傳統，并引導未來文化的發展方向。文化發展是文化在時間中發展變化，并雕刻在空間之中的印跡和符號；那么相關規劃理應著力于一種文化、空間、時間相結合的整體設計思考，必須考慮到三者的相互滲透。
二、發展問題：空間的歷時性
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概念，思想史上對文化本質的爭論不斷。但是，對文化的討論中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雖然文化是眾多繁雜概念和事物的一種集合體，這些繁雜的概念和事物都具有一種共性，那就是它們都是符號。這種文化符號可以在語言、建筑、設計、儀式等多種不同的社會行為中表現出來。故而，文化符號發揮作用依托于相關的文化設施、裝飾和整體設計，這就是說，文化生效有賴于相應的物質方面。承載文化符號的物質方面需要空間，所以相應的，必須在雄安新區設計之初就留下足夠的“留白”和“顏料”。
一旦文化有所發展，新的文化就要求新的空間來承載相應的文化符號。在社會生活中，具體表現為建筑、雕塑、繪畫、音樂等文化產品以及要求特定活動場所的人類儀式。單次的規劃設計不可能涵蓋未來一切變遷：舊的文化總會過時，其中的一部分被淘汰，另一部分則保留下來；被淘汰的部分文化設施可能被改造，但這部分空間是遠遠不足以支持未來文化發展的，未來文化還需要新的空間來承載它。
雄安新區作為我國的千年大計，必須考慮到未來很長時期內文化可能發展的變遷，需要留出空間。但是“留白”與“顏料”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雄安新區建設規劃要求從新區建設之初就建成一定的文化設施；因為，文化不僅有未來，還有過去。對文化的傳承也需要相應的文化符號，這也占據空間。在空間上的過去與未來之爭，是“文化時空”的第一個著眼點。
首先，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在雄安新區的建設過程中，必須規劃、建設一批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筑作品、裝飾作品；然而，在表達過去的同時必須為未來文化發展留有充分的彈性空間。雄安新區建設的目標既不是一個暫無文化設施的“空白畫板”，也不是一個已經涂滿“顏料”，無法承載未來的可能文化發展設計的“歷史名作”。
考慮歷史與未來的設計，可以參考優秀的方案，如天安門廣場的設計，以故宮中軸線為基礎展開：一方面，利用故宮中軸線相關的歷史建筑，環繞著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等體現著社會主義特色設計風格的建筑；另一方面，這些歷史建筑給人一種從歷史的遺跡中走出，創生出新文化、新思想的革命精神。
而相反地，武漢老漢口地區的江灘建筑，受制于綿密的租借建筑規劃，導致在老建筑現代化、新市政設施建設、新文化與歷史建筑結合方面都受到極大掣肘；故而，武漢的新文化中心轉向毗鄰漢口老城區的琴臺地區、隔江相望的首義路附近，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些地區還有足夠的空間創造新的文化符號。但是，一旦這樣處理新舊文化間的關系，新文化區就與傳統的城市重心產生了偏移。文化區域成為一個獨立的功能區域，便脫離了日常生活，成為了特定人群的特定享受。就文化的本質來說，它與生活應當是相互滲透的。所以，這種文化與城市主要功能區不相覆蓋的情況是不理想的。
其次，文化是一種整體氛圍，在整個區域設計、規劃之初就應當將文化因素的相關考慮滲透到整個區域建設的全過程之中。現代城市的設計與建設符合當代生產模式的特征。這種當代生產模式以效率為要，所以城市建設和規劃表現出包豪斯主義、現代主義的特點。
這種城市建設模式最典型的特征是去裝飾化，突出城市設計、建筑設計、城市裝飾的功能性，反對過度裝飾城市；所以，現代建筑普遍以平面、直線為主要設計要素，簡潔、成本低、建設和使用效率較高；這一風格所對應的文化便是文化本身的“污名化”。文化是非生產性的、無效率的，所以是“無所事事”，不好的，有害的。除非，文化活動發生在特定的高端文化區，成為嚴肅文化，與正常工作生活區分開。
如此一來，文化區域就成為一個獨立的功能區，與生活、工作截然分開。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這種西方現代性思路截然相反：文化恰恰是應當與生產生活相結合的，形成一種特有的“后技術文化”。追求這種新文化，要求在雄安新區城市規劃、建筑設計之初就考慮到文化空間問題；并不是為文化單獨設定區域，而是在生產、生活功能區之中留有文化設施；并且，這些設施還為未來進一步改造留有空間。
武漢漢口民眾樂園是這一設計思路的優秀例子，民眾樂園位于漢口老城區商業區劃的中心，自1919年建立以來便是當地民眾購物、娛樂乃至生活創業的集散地；歷史上，民眾樂園在經營中歷次為適應當時社會需要大規模改造改建，至今依然承擔著重要的社會文化功能，甚至“民眾樂園”的名字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符號。
而上海靜安寺雖然承擔著當地佛教文化的實際功能，但是被新城區所環繞，無法進一步修建，近年來屢屢遭遇人流量過大，無法有效承擔相應社會功能的困擾。文化設施需要與城市功能區劃結合考慮，使兩者相互沁入、相互滲透、相互包含，不僅要在功能區之中處處體現文化符號，也要突破現有唯生產效率之上的文化傾向，形成富有魅力和人情味的城市設計。這是相關規劃設計的難點。
所以，在考慮文化建設的空間性問題時，應注意在文化的物質符號之中處處體現過去的烙印，并為未來的新文化留下發展的余地和空間。也就是說，將文化作為“文化時空”的總和概念進行考慮，必須考慮到“文化時空”的歷時性變遷，文化符號在歷史中的表達，以全面的、歷史的、具體的思路來考慮每一個既定社區的文化社區建設問題。